任何生命诞生于某地某时或者认了谁是父母，我一直认为是偶然的产物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个中篇小说里有这么一句：我是别人的儿子，身体所向不由自主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在我的潜意识里时常有类似的困扰，即是那种所谓我是谁，到什么地方去的终极意义，一直到佛陀得以解释的法门。

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经历相对复杂的人，高达天庭门槛，低到地球表层向下。所以，几年前一老友称之为，别人是修行，而我是行修。行在前，修道在后。这样的结果，就是要先尝尽苦头，然后有所觉悟，从而得出自己独特的东西来。也因为自己与别人行的旅程不一样，就不大可能与别人有同样的感受。时间一长，也懒的与人争辩是非，倒也成就了自己的无诤。

与所遭遇的人们有所差异的是，大多的人都注重于修而行，这一“修”字，就是一切先有概念和词语大全，然后再对现实种种说三道四，说出自己如何高于别人的优势来。而我先行后修，什么都没有，倒省却了这些是非，无概念少词语而行无挂碍。

众人修行与我行修之别，还有一个现成的比如，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体制，即在体制之内，都是有组织的人，这个组织和体制，也是“修”的一部分，有了这个“修”作为前缀，每个人都成了一个有“身份”的人。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这个“身份”如同符号一样，标志了一个人被群体认可的信任、耻辱或荣誉了。

而我从生死线上下来以后，似乎就没找到体制或组织的衙门，但往往深入浅出这些有形无形的体制和组织的里外，视门槛于无形，到任何组织或者体制里，都会被别人习以为常地认为是那种“自己人”：他们和我讨论自己单位的某某或矛盾等等，总以为我就应该什么都知道（事实是我确实知道点儿），和他们有很多的共同话题。（我也不知道，我为什么就和他们知道差不多同等的信息？有些甚至于比他们还多知道一点点？）。这种“共同语言”，从政府官员到黑白社会或者吃喝嫖赌之徒，都可容易取得点儿信任。因为从我内心，确实看他们别无二致，没有什么高低贵贱，只是机缘弄人而已。

如是给自己有如许的尴尬，非组织非体制非圈内的一个人，却偏偏对组织和体制有本能的兴趣，但仅仅是一种趣味，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“外人”，旁观组织或者体制，多少有点外科大夫解剖病人的感觉。“我看着走着的女人的臀部，我有画家朋友，试着解剖她们”这句话也是我上边说的那个中篇小说里的句子。换言之，除我之外，周围的任何，无论组织和体制，还是某人某物，我都多有这样的小冲动。当然，这种“解剖”也可以说的“分析”更好听些。

以此类推，我对任何的咬文嚼字的嫌疑，都多少有些悲悯式的不屑。任何学问、然后事情，对我而言，都是一种修行的法门，我对这样那样的标签从内心里疏离，无论官职、什么职称、什么这样那样的“家”，如来之意：是名，非名，名名，没什么实有。什么名字，就是个符号，与生命本身的幸福和圆满关系不大。所以，别人说我是流氓，或者大师或圣人，我照单全收，不会分辨，本是内心分别不大。

我在生命存续的过程里，如此无域来去，实则非自己选择，总感觉有一种力量的牵引着，没有好坏、没有对错，我都安然修度。这是因为我早就体会到了其中的无意义或者空。但我日常心存欢喜的时间十有八九，别的时候有点小烦恼，但随之就淡了。 我接受，我化解，然后悄悄欢喜。

因而，也想，如此修行或修行的将是什么在迎接我？当然还是欢喜。到我的生命告一段落时，如果就只剩下欢喜了，我真的不枉此生了。